何梁何利基金籌辦過程
徐志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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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20日 9:17:56
在我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期間，根據朱镕基副總理的直接指示，由我負責“何梁何利基金”的籌備工作。這項獎勵基金是由香港恒生銀行的董事長利國偉先生向朱镕基副總理當面建議並首先出資設立的。我在國務院領導的關心和指導下，參與做了一些具體工作，整個籌備過程曆時9個多月。
1993年6月19日，大約是下午1點鍾，我因事留在文化部的機關食堂用餐，突然接到了朱镕基副總理打到食堂辦公室的電話，說他上午會見了香港恒生銀行的董事長利國偉先生，利先生主動表示願爲內地、爲國家做點好事。利先生想設立一個以教育爲主、包括科技方面的獎金，獎勵內地教育界和科技界做出突出貢獻的人才。朱副總理要我與利先生直接聯系。
我根據朱副總理的指示，迅速回到辦公室。因爲我對恒生銀行的利國偉先生很不了解，故立即給有關的同志和朋友打電話，向他們了解利國偉先生的有關情況。他們工作效率很高，很快就答複了我，介紹了利國偉先生及香港恒生銀行的有關情況，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說利國偉先生乃香港金融界前輩，愛家鄉，愛香港，心向祖國。我考慮到利先生是一位75歲的長者，又是主動地關心祖國的事情，于是我就在當天（6月19日）下午，大約4點鍾，到賓館去看望了他。
在我們會晤的過程中，利國偉先生表示：可以先拿出約一億元港幣作爲設立獎金的基礎，雖然錢不多，但可以起到抛磚引玉的作用，以期引起香港實業界人士的注意和響應。他當時的構想是以瑞典諾貝爾獎爲榜樣，以教育界爲主組織設立這個獎勵基金，又想獎勵科學技術方面有突出貢獻的人。他對掌握這個獎金的受委托方已有一個初步設想，想請幾所大學來籌辦這件事，還點了4所學校的名。給我的印象這只是他對這個基金的初步設想，尚需進一步明確和完善。當時對于他關注國家建設與發展的一片赤誠之心，我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有關會見利國偉先生的情況，我在6月22日向朱镕基副總理寫了一個完整的彙報，朱副總理作了原則同意的批複。
此後我即與利國偉先生就此事保持著信件和電話交往。在交往中，利先生多次強調以諾貝爾獎金的形式給國內教育界、科技界成就大的人士頒發這個獎金，獎金的數目可以大到100萬。他說：“教育和科技對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很重要，內地的教育科技人士做了很大貢獻。”他對此表示敬意，並說他願爲獎勵內地有突出貢獻的學者做點事情，希望把獎金直接獎給學者個人，甚至說到希望幫助他們改善生活。利國偉先生對某些問題還想得很細致，如爲了鼓勵留學人員回國服務，獲獎人應當在國內有七年以上的服務年限，即獲獎人不僅須具備中國國籍，而且還必須在國內從事科學研究、技術開發若幹年。我感受到利國偉先生思之缜密，看到的是一顆拳拳愛國之心！
1993年7月28日，利國偉先生來信告知，香港恒生銀行的前輩、曾長期擔任香港恒生銀行董事長的何善衡先生，也願意捐助港幣一億元。
利國偉先生還給我來信說，爲了這項獎勵基金的設立，他已經特地邀請了楊振甯先生和我聯系，一同研究設立基金的有關事宜，主要是章程、辦法、管理和運營的章法。
國際著名科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楊振甯先生，受利國偉先生的委托到京，1993年8月9日下午5時，我們相約在中南海武成殿進行會晤，交換了一些意見和看法。楊振甯先生也告訴我，利國偉先生很欣賞諾貝爾獎金的管理和運行辦法，希望能按照諾貝爾獎金的模式設計這個他倡議的基金的管理。我當時曾向楊振甯教授明確表示，並請他轉告利先生：“一、閣下暨何善衡先生倡議創設科學獎勵基金，是利國、利民之義舉，定當尊重兩位先生關于創設基金的意願。二、設此獎勵基金得到國務院朱镕基副總理的關心和支持。有利先生、何先生的積極倡議和合作，我們一定努力把此事辦好。”
在這次會談及以後的信件往來中，楊振甯先生給我提供了整套的諾貝爾獎金的組織和運行辦法，包括章程、評選委員會和基金的管理運行。
我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及有關同志認真地閱讀了諾貝爾獎勵基金和國內其他基金設立的辦法，研究了有關問題。當時我們就利國偉先生要設立的獎勵基金，主要探討了這麽四個方面的問題：①關于基金的性質；②如何使這個獎保證它的客觀公正性和權威性；③如何使這項基金保持增值，至少不要貶值；④如何使這個獎勵基金有一定的組織保證，能夠長期地運行下去，而不至于辦幾年就慢慢地消亡了。
關于基金的性質
我們在探討中首先明確，所設獎勵基金會是一個獨立的非政府組織，在香港按香港現行法規設立信托委員會全權管理這項基金，對這個基金的管理和學術的評選，要分別設立獨立的機構，並且明確了這個獎以學者爲主，而不是以部門爲主。其目的是獎勵取得傑出成就的科學技術專家，促進中國的科學與技術發展。
關于獎勵的客觀公正性和權威性
爲了保證這項獎勵的客觀公正和權威性，應成立評選委員會。參考了諾貝爾獎的做法，可設委員十五六人。委員須具備國內、國際應有的學術地位，即須確有重大成就，是國際、國內有影響、有名望的科技人士。
按照楊振甯先生的設想，在委員會中應聘請1/3的國際學者。以使評選委員會的視野更開闊，影響更廣泛，使這個獎與國際學術活動聯系得更緊密，更有利于聯系團結科技方面的國際友人。
我們在探討中認爲，應充分尊重獨立設置評選委員會的權威性。評選結果不受政府官員或某些權威人士個人意見的影響。在權威專家組成的專業評審組提出獲獎候選人之後，全都通過評選委員會民主投票，其投票結果即爲最終決策。
爲了保證客觀公正性，我記得楊振甯先生當時還提出一個辦法，就是對于被推薦人、授獎的預選對象，要提前一段時間在報紙上或者某些雜志上發出預告，廣泛地聽取社會意見。我們過去官方評審，都是內部走程序，沒有向社會公開。將此項獎勵活動置于社會公衆監督之下，也是一個進步，實際上等于現在的公示。
關于基金的保值增值
爲了保證基金的增值，至少不貶值，探討中商定應在基金信托委員會之下設立專門的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基金的運作、投資和增值。
當時，我跟中國銀行的領導聯系，請他們支持。並與利國偉先生商量，以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和香港的恒生銀行兩家爲主，成立一個基金管理委員會（現稱投資委員會），以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的行長爲主任委員，由他們負責這個基金的運作，包括投資要保證增值。這兩家都是權威性的金融機構，因爲恒生有利國偉先生，中國銀行是我出面，而背後有朱镕基副總理，故兩家都表示願意承擔這個責任。後來利國偉先生還跟我講過，他知道香港有幾家是專門搞投資的財務公司，可以依托他們。如此一來，由于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的積極參與，加之香港的恒生銀行經驗豐富，具體操作依托專門的投資機構，而且每年都有公證性的財務公司審計，因此多年來基金管理委員會在香港的運作成效顯著。2000年5月，我在香港列席何梁何利基金信托委員會會議，得知1999年投資利率是+26.5%，這是很可觀的。我回來後給朱镕基副總理寫了報告，镕基同志還批給岚清同志閱。
關于獎勵基金的組織保證
我們探討時認爲，因爲受獎評選對象主要是內地的學者，因此應在北京設立評選委員會辦公室，挂靠在國家科委。辦公室工作人員、信托委員會、評選委員會、投資委員會成員都是不領取酬金的志願服務者。信托委員會、投資委員會成員，評選委員會主任、副主任，除國際學者外，均以機關團體職務身份參加工作。這也是參考了諾貝爾獎基金董事會主席、副主席由瑞典王國政府任命的做法。這對于基金的延續、持久也是重要的保證。
在基金會的籌備過程中，我多次邀請國家科委、教委、中科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港澳辦、中國銀行等部門的同志共同研究，均得到這些部門主要領導的關心、支持，都主動起草有關文件。記得周南同志研究後還親自來信提出了寶貴的意見。
楊振甯先生對國內的經濟建設和科技發展一直很關心。在設立何梁何利基金的過程當中，提出了不少積極的建議，也提供了許多權威性的資料，他作爲信托人之一和評選委員會副主任參與了以後基金的管理和評選活動，做出了突出貢獻。尤其是他強調指出，設獎領域及獎勵對象不是以部門爲主，而是以學術爲主，體現了科技是第一生産力的精神，突出了科技發展對經濟建設的貢獻，抓住了重點。當然，在科技發展或有貢獻的人當中，教育及實業界也占了很大比重，所以也吸收教育界等有關人士參與獎勵基金的管理。
經過多方醞釀，尤其是與利國偉先生的商榷，原來不大明確、甚至有些模糊的問題，逐步清晰了，理順了。
正如利國偉先生先前的預計，他出一億元港幣設立基金，確實起到了“抛磚引玉”的效果。1994年1月3日利先生來函告我：恒生銀行董事梁琚先生樂于捐港幣一億元參加基金。1月23日，又來函告我：恒生銀行董事何添先生也樂于捐港幣一億元參加基金。這樣，基金總數就達到四億港元。
基本框架已經形成，大的原則均已取得共識，1993年11月12日我向朱镕基副總理做了彙報、請示，並抄報岚清、宋健、羅幹同志。此後，我根據經镕基同志和李鵬總理審閱並原則同意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精神，又多次與利國偉先生通過信件磋商。在原則上取得共識、具體實施辦法也比較一致的情況下，根據利先生的建議，我于1994年1月，委托國家科委段瑞春和國辦秘書局的羅迎難兩同志前往香港，與已在香港的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周振興一起，于1月5日至7日與利先生等進行具體商談。段瑞春等報回了會談中6個有關問題的協調處理意見，我均同意。這樣，雙方于1月7日草簽了《信托契約》並就《基金組織結構大綱》、《評選章程》和《評選委員會》等達成一致。至此，獎勵基金籌備的主要任務已經完成。
1994年2月2日我向羅幹秘書長彙報這一階段工作的主要情況和下一步的打算，並報基、岚清、宋健同志。主要內容是：關于雙方准備草簽的三個文件的主要內容及需要說明的幾個問題，需要請示的幾個問題和關于下一步的工作。我在這份彙報及請示報告中最後提出：考慮到基金的籌備工作現已基本完成，建議對基金的組織工作及今後的運作，正式移交給信托人負責，並由國家科委作爲牽頭單位，以科委副主任惠永正同志爲委員會的主席。镕基同志批示“同意”並報請李鵬總理審閱。
1994年3月30日，四位捐款人或代表和5位信托人在香港簽署了信托契約。何梁何利基金正式誕生。
十分遺憾的是，梁琚先生于1994年11月去世，1997年12月何善衡先生也去世了。當時國務院領導均請有關人士轉達了悼念之意，並送了花圈，表達對他們家屬的慰問。
何梁何利基金的確立，辦好何梁何利基金，是對他們最好的永久的紀念！
1996年12月底我工作調動，在去向朱镕基同志報告和辭行時，談話中我說到：利國偉先生創辦基金之事，在你的支持和鼓勵下，辦成後運作幾年了，反應良好。對利國偉先生等人我們是否需要有所表示？他當即跟我說：明年可能到香港去開一個會，可以會見捐款人，表示我們的謝意。 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镕基同志將出席在香港舉行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年會。此前，惠永正同志在1997年5月31日給朱镕基副總理報告中提出，希望镕基同志能夠在香港出席何梁何利基金第4屆頒獎典禮。基副總理在報告上批示：“時間要銜接一下。徐志堅同志籌辦這項基金做過努力，可請他也赴港參加此項評獎活動。”此時我工作已變動，顯然他是特地讓我去的，爲此我也很受感動。後來我想，對捐款人表達我們的謝意總要以某種形式才好，于是我提出了一個方案報請镕基同志辦公室：請中央文史研究館著名的、有影響的書畫家創作一批書畫，同時請镕基同志給這四位老先生或他們的家屬分別寫一封親筆信。對這個方案，镕基同志欣然同意。
我將創作禮品書畫的事跟文史館的幾位老先生說了，他們聽說是镕基同志送給尊貴客人的禮品，都很高興，很用心創作，很快就辦妥了。
朱镕基同志對文史館的老先生一向關心和敬重，爲了表達對他們辛苦創作的謝意，9月3日晚，镕基同志在釣魚台接見了創作書畫的館員，他們是：啓功、秦嶺雲、盧光照、黃均、許麟廬、楊萱庭、劉繼瑛、林锴等先生。這些學者、名人，多是八十多歲德高望重的人物。
接見時，先聊了一會兒，認識一下。然後請镕基同志看一看我們挂出來的禮品字畫，每人還分別與他合影留念。镕基同志請大家吃飯，氣氛很隨意、活躍。
席間，秦嶺雲先生坐在镕基同志右邊，秦先生說：“我們畫畫啊，家裏的房子小，畫小畫還行，畫大畫就不行了，都展不開，沒個地方，希望給我們單位蓋點房子，大家好有個活動場所。”镕基同志說：“好啊，我想辦法幫你們籌集一點。”
關于參事室、文史館蓋房子的事，實際上我在這之前已經向有關方面打了報告，正在進行當中。現經秦嶺雲先生這麽一說，镕基同志這麽一表態，以後辦此事，路子就更加順暢了。這也算是我得到的一個“副産品”吧。
根據朱镕基副總理的批示，我隨同他去了香港。1997年9月23日上午，在恒生銀行禮堂，舉行何梁何利基金第4屆頒獎典禮，朱镕基副總理在頒獎典禮上講了話。他說：“我們非常高興這次頒獎能夠在香港舉行，而且是在7月1日香港回歸以後的香港舉行。現在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由中國人成立的基金，發給中國的科學家，我認爲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大家都知道世界的科技突飛猛進，如果我們不在科技上掌握，並且迎頭趕上，我們只有永遠的落後。”“所以中國需迎頭趕上世界最先進的技術，何梁何利基金就是以鼓勵祖國的科技人才爲目的，我想將來會越來越有意義，因此我給四位老先生和他們的家屬寫了幾句話。我來之前，我請國務院文史館的老先生作畫題字，送給四位老先生和他們的家屬。我在裏面寫上‘高誼可風，功在當代，澤被永遠’。”
實際上，在頒獎典禮之前，镕基同志給這四位老先生和家屬寫了親筆信，交給了我，我在會前，也已把這些信交給他們本人或子女了。頒完獎，12點半宴請捐款人的時候，我們又把字畫交送給了他們。這些老先生們，包括他們的家屬，因爲朱镕基副總理不僅對他們的善舉給予高度評價，還用非常親切友好的方式表達了謝意，都非常高興。镕基同志與每位老先生及其家屬都十分親切地握了手，請他們同坐一桌，席間大家談笑風生，氣氛非常融洽。
在與利國偉先生多年的交往中，他多次稱贊祖國建設和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他還對我講，他覺得朱镕基副總理爲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確實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因此非常敬重他。同時利先生表示，他對于朱镕基的人格魅力也很贊賞。
利國偉等老先生都是擁有炎黃子孫赤子心的賢者。他們爲故鄉，爲自己的祖國都做了許多的好事、實事、善事，“何梁何利基金”是其中的一件。他們的功德已經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贊譽。“何梁何利獎”和“何梁何利星”將永遠閃耀著璀璨的光輝！
（注：本文作者爲原國務院副秘書長、現任何梁何利基金顧問。）
